在 《 导弹人生 》 一书中,十二位曾隐姓埋名的中国导弹武器型号总指挥、总设计师首次走进公众视野,其中两位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友 —— 钱文极与陈国新。今天,我们聚焦钱文极院士,这位中国第一代地空导弹的总设计师,从 “543” 导弹仿制到 “ 红旗一号 ”“ 红旗二号 ” 自主研制,他带领团队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,开辟了中国导弹事业的全新赛道,用智慧与坚守书写了 “ 从无到有、从仿到创 ” 的军工传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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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危受命:从 “543” 仿制起步,打破技术封锁
20 世纪 50 年代末,美蒋 “U-2” 高空侦察机频繁入侵我国大陆,侦察核工业基地、导弹发射基地等战略目标。这款配备 “ B 型 ” 高空侦察相机的侦察机,飞行高度超 2 万米,当时我国的高射炮、歼击机均无法对其构成威胁,唯一的应对手段是从苏联引进的 “ 萨姆 – 2 ”( S-75 )地空导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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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引进与仿制:“543” 导弹的艰难起步
1958 年 11 月,一列载有首套 “萨姆 – 2” 导弹的火车抵达满洲里,这套能在 3000 米至 24500 米高度击毁目标、作战半径约 29 公里的中高空防空武器系统,成为中国导弹事业的 “ 启蒙教材 ”。中央军委决定:在装备部队的同时,以 “ 543 ” 为仿制代号,研制中国第一代地空导弹,聂荣臻副总理明确 “ 立足仿制、自主突破 ” 的方向。
仿制工作初期由三机部主导,国防部五院(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前身 )作为设计师单位参与。1959 年 4 月,国防部五院二分院组织全员学习 “543” 技术:21 人钻研自动驾驶仪、116 人攻关全系统、3 人主攻引导雷达、5 人深耕电子器件,全院形成 “ 学导弹、造导弹 ” 的热潮。时任二分院副院长的钱文极,对资料翻译、复制提出严苛要求:“ 名词必须统一、内容不能出错,这批资料关系到建院根基,差错会影响后续所有工作。 ” 他甚至协调十院专家协助翻译生疏的土建内容,确保技术资料的准确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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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困境突围:苏联撤专家后的自力更生
1960 年 6 月,正当仿制工作全面展开时,苏联突然撕毁协议、撤走全部专家,加之国民经济困难,科研人员普遍营养不良,浮肿病、夜盲症频发,“543” 仿制陷入半停顿。危急时刻,聂荣臻副总理下达指令:“ 依靠中国专家,把 ‘ 543 ’ 仿制出来! ”
1960 年 5 月,国防部五院正式任命钱文极为 “543” 导弹总设计师,徐馨伯为副总设计师,陈怀瑾为弹体主任设计师。这位记忆力惊人、工作从不记笔记却条理清晰的总设计师,迅速整合队伍:一方面组织技术人员消化已有的资料,另一方面建立 “ 校对制与责任制 ”,要求译者、制图员、校对者在图纸上签字,从源头把控质量。1960 年 9 月,“ 红旗一号 ” 型号设计委员会成立,钱文极任主任委员,中国第一代地空导弹的研制正式驶入 “ 自主航道 ”。
攻坚克难:“红旗一号” 定型,实现 “从无到有”
1962 年,中央决定恢复 “543” 仿制工作,钱文极被任命为 “ 红旗一号 ” 总设计师,全面负责地空导弹型号总设计师室工作。此时的他面临双重挑战:一是 18 家生产厂( 8 家导弹厂、6 家制导站厂、4 家地面设备厂 )的协同问题,二是数千名年轻技术人员( 多为刚毕业的大学生 )的能力培养。
1. 制度创新:总设计师制度的 “中国实践”
为解决 “多单位协同、多技术融合” 的难题,钱文极推动建立 “ 型号总设计师制度 ”:每个型号设总设计师、副总设计师、主任设计师、主管设计师,逐级负责、责任到人。1961 年 12 月,国防部五院向国防科委上报组建方案,很快获批 —— 这一制度将分散的技术力量有序整合,成为中国导弹研制的 “ 管理基石 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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钱文极还创新 “技术前方 + 后方” 工作模式:前方派工作组驻厂,解决生产中的技术问题;后方依托试验室,协调厂际矛盾、攻克复杂难题。他要求 “ 三分之一技术人员长期驻厂,三分之二人员在院开展反设计 ”,通过 “ 理论 + 实践 ” 的轮训,让年轻团队快速掌握导弹设计技术。为规范协作,他牵头制定 《 地空型号设计师下厂工作条例 》,明确科研单位与生产厂的职责分工,尤其规定 “ 超差代料 ” 的审批权限,确保仿制质量。
2. 试验定型:1964 年的 “里程碑时刻”
经过两年多攻关,1964 年,“543” 仿制产品陆续运往酒泉导弹试验基地。秋天,全型号武器系统实弹试验一次成功,通过生产定型;12 月,国务院特种武器定型委员会批准 “ 543 ” 正式命名为 “ 红旗一号 ”,转入批生产。
“红旗一号” 的成功,意义重大:它建成了中国第一条完整的地空导弹生产线,构建了立足国内的生产协作网,试制出一批新材料、新元器件;更重要的是,培养了中国第一代航天人 —— 从不懂导弹技术的青年学生,到能独立设计的技术骨干,这支数千人的队伍,成为后续导弹研制的 “ 种子力量 ”。1965 年 1 月 10 日,我国空军用 “ 红旗一号 ” 击落一架入侵华北的 “ U-2 ” 侦察机,这是国产地空导弹首次击落该型侦察机,验证了武器的实战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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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主跨越:“红旗二号” 问世,走向 “从仿到创”
“红旗一号” 定型后,钱文极并未止步。针对 “ U-2 ” 侦察机的电子干扰与飞行路线多变问题,他带领团队启动 “ 红旗二号 ” 的自主研制,目标是 “ 提升射程、增强抗干扰能力 ”。1964 年 4 月,钱文极被任命为 “ 红旗二号 ” 总设计师,吴展、陈怀瑾、李蕴滋任副总设计师,张履谦、刘从军等骨干组成核心团队。
1. 技术突破:抗干扰与性能升级
相较于 “红旗一号”,“ 红旗二号 ” 有三大改进:一是增加燃料舱容量、加大前翼面积,最大射程提升至 35 公里,最大射高达 27 公里,覆盖 “ U-2 ” 的飞行高度;二是加装 “ 28 号 ” 反干扰电路,破解 “ U-2 ” 的电子干扰手段;三是优化制导系统,提升目标捕捉精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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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制过程中,雷达天线的 “频率达标” 难题曾长期卡壳 —— 该天线采用飞机蒙皮铆接技术,尺寸精度要求极高,生产厂工艺水平难以满足。钱文极亲自任雷达攻关组组长,组织专家反复计算、试制,最终采用 “ 天线内部开口 ” 的创新方案,突破技术难关,使雷达可用频率数全部达标,该技术还荣获国家科委成果一等奖。
2. 实战检验:击落 “U-2” 与定型量产
1965 年 4 月至 1967 年 2 月,“红旗二号” 先后完成 7 发飞行试验,设计指标全部满足;1966 年 7 月至 12 月,两次定型试验取得 “ 6 发 5 中 ” 的优异成绩。1967 年 9 月,一架携带电子干扰设备的 “ U-2 ” 侦察机入侵华东地区,“ 红旗二号 ” 凭借 “ 28 号 ” 反干扰电路,成功将其击落 —— 这是世界上首次在电子战背景下击落 “ U-2 ” 的战例,也标志着中国地空导弹从 “ 仿制 ” 彻底走向 “ 自主研制 ”。
“红旗二号” 此后连续生产十余年,成为我国防空部队的主力装备,美蒋也因多次失利,彻底停止对大陆的高空侦察飞行。钱文极曾感慨:“ 1959 到 1965 这六七年,从完全不懂导弹技术的青年,到掌握世界先进地空导弹设计技术,还形成几千人的完整队伍,这是了不起的工程! 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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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慧传承:总设计师的 “八大经验”,照亮后续征程
在数十年导弹研制生涯中,钱文极总结出八大宝贵经验,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 “技术财富”:
- 系统工程理念:地空导弹是包含导弹、雷达、发射架等的复杂系统,需以 “整体思维” 把控研制全流程,避免 “ 局部脱节 ”;
- 跨界学习意识:导弹涉及雷达、空气动力学、自动控制等多领域,科研人员需突破专业壁垒,拓展知识边界;
- 精加工技术重视:陀螺等核心部件需 “光亮如镜、一尘不染”,超净厂房与贵金属电镀工艺是质量关键;
- 严苛质量标准:导弹需满足 “存放 3-5 年、长途运输后仍稳定”,需从设计、生产到使用全流程制定细则;
- 清晰职责分工:坚持 “所管设计、厂管试制”,生产厂无权更改设计文件,确保 “ 设计与生产无缝衔接 ”;
- 分层分级管理:建立 “总设计师 – 副总设计师 – 主任设计师” 体系,让数千人团队有序协作,避免 “ 管理混乱 ”;
- 综合试验统筹:实弹试验涉及几十至上万平方千米场地、上千人参与,需提前规划靶场设备、人员分工,确保 “安全高效”;
- 长远规划先行:导弹研制周期长,需制定 “近 3-5 年型号 + 远期预研” 规划,定期修订完善,避免 “ 盲目推进 ”。
隐姓埋名终不悔,一生为国铸 “利剑”
从 1958 年参与 “543” 仿制,到 1967 年 “ 红旗二号 ” 实战建功,钱文极将半生心血倾注于中国导弹事业。他带领团队打破国外技术封锁,培养出第一代航天骨干,用 “ 红旗 ” 系列导弹筑起中国的 “ 空中长城 ”。
如今,“红旗” 家族已发展出 “ 红旗 – 9 ”“ 红旗 – 16 ” 等多型先进防空导弹,而钱文极留下的 “ 自力更生、精益求精 ” 精神,仍在激励着中国航天人不断前行。这位西电校友用一生践行了 “ 为国铸器 ” 的誓言,他的故事,永远是中国军工史上的璀璨一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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